1993年，杜祥琬（左一）与朱光亚（左三）等在罗布泊试验场

　　有一次杜祥琬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面的小朋友天真地问：

　　“杜爷爷，我们将来长大了是不是把氢弹做得威力更大？”

　　杜祥琬回答：“现在的氢弹已经是几百万吨了，你们将来不需要把它做得更大，你们及与你们同龄的全世界各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这代人，如果有共同的目标，就一起努力禁止、销毁核武器，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

　　接受采访时，杜祥琬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的青年朋友要理解，当年的‘邓稼先’们搞核弹是被迫的，是当时国际局势需要他们去做。他们都是很有理想的科学家，在他们的心目中，掌握核武器技术，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和平。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发表国家公报时就明确说‘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在那之前，国际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说过。奥巴马因为提出‘无核武世界’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实这个理念中国1964年就提出来了。”

　　“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

　　“我快60岁的时候，90岁的王淦昌告诉我：‘60岁的人是可以从头开始的！’当时我只当是他对我的一句平常的鼓励。后来我才意识到，王老本人从60岁到90岁，30年里，他的确从头开始又干了6件大事，而且都是国家级的大事。1969年负责我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测试时，他62岁。”

　　今年6月，82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核工业功勋人物杜祥琬老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笔者采访时说。

　　20多年来，在王淦昌老先生那句话的“点化”下，杜祥琬仿佛真的进入了第二个青壮之年。

　　1997年，60岁的他当选中国工程院能源与矿业工程学部院士。2001年，任863计划先进防御技术领域专家委员会主任。2002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负责主持院士队伍建设、中国能源发展战略咨询研究等工作。2006当选俄联邦工程院外籍院士。晚年的杜祥琬继续为国家“核”与“光”贡献余热，承担了数个学术兼职，至今仍在做能源领域的战略研究。

　　“大大的宇宙没学成，学了小小的原子核”

　　杜祥琬高中时喜欢去阅览室看一本名为《知识就是力量》的杂志，里面有很多天体、天文学的故事，非常吸引人，他从中感受到宇宙的魅力无穷，立志要学天文学，高考填报志愿也是南京大学的天文学系。结果却被国家选入留苏预备生，因为当中有两年暂时还不能去苏联，就让他们先选读国内的大学和专业，他选了北京大学的数学力学系。他解释说：

　　“我觉得那是离天文学最近的学科。”

　　国家选拔出来30个年轻人去了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为苏联搞核武器培养人才的地方），其中就有杜祥琬，他们的专业也是国家定好的——理论核物理。

　　1960年2月，在莫斯科郊外冬令营

　　“后来小朋友们听我的故事时感叹说‘大大的宇宙没学成，学了小小的原子核’。我说你们看看，原子的结构，是里面一个核、外面围绕着一些电子，是不是跟太阳系很像？原子核很小，太阳系很大，但物理学很多地方都是相关联的，进入了原子核的领域后，我觉得也很有趣味，人呢，干事情一定要感兴趣才能做好！”

　　在苏联学习的时候，杜祥琬并不知道国家要他干什么。毕业前夕，他跟一个苏联同学在餐厅边吃边聊。

　　“杜，你在这儿学核物理，回去有啥事可干呢？”

　　这位同学的口气里，透露出他心目中的中国还停留在男人留辫子女人裹小脚的没落清朝。

　　刚好当天晚上，莫斯科广播电台播了一条一句话的消息：“今天下午，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第二天上午杜祥琬去答辩毕业论文，在走廊又碰到那位同学，他热情地跟杜祥琬打招呼：

　　“杜，祝贺你！”

　　回忆那一幕，杜祥琬仍激动不已，国家的强大带来个人的尊严。学成回国的杜祥琬，使命感油然而生。

　　“童顽”邓稼先

　　谈到老领导邓稼先，杜祥琬提到了一句诗“有的人死了，可他还活着”！

　　“酷爱生活似童顽，浩瀚胸怀比草原。”

　　平常也爱写点小诗的杜祥琬在一首名为《悼老邓》的诗里写到。

　　“真正的核工业功勋人物，邓稼先是当之无愧的。”杜祥琬郑重地说。

　　1993年，杜祥琬在核试验场

　　当年，在位于梓潼县长卿山下的九院老院部（现在的两弹城），杜祥琬和邓稼先也算是北京“老乡”。只要礼拜天有点空，杜祥琬就会去看邓稼先，邓稼先总是边打开自己的柜门边问：

　　“巧克力？”

　　“有时，老邓会带我一块翻过长卿山去梓潼县城逛逛，路过潼江的漫水桥时，他总要拉我到桥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咱俩吃鱼’。在北京，我们经常晚上去国防科工委汇报工作，汇报完已经半夜了，大家肚子都饿了，就会说：‘老邓请客’。”

　　杜祥琬又讲到了邓稼先的一件小事：“有一次，我为了弄清楚带电粒子在介质里面传播的能量衰减的公式，去借阅了一本《物理评论》杂志，发现有人在相关内容旁边写了字，我一下就认出那是老邓的笔迹。那些论文往往说不难导出如下公式，但却不明确推导出。邓稼先在研究思考的时候忍不住把推导公式写在旁边。我能想象，他当时钻研问题时那种忘我投入的状态。”

　　老于给老邓打电话：我们抓到牛鼻子了！

　　从莫斯科毕业回国后，杜祥琬进了当时的核物理研究院理论部，部主任就是邓稼先。

　　“当时，理论部有一个很好的传统，相互之间不称头衔，只以老小相称。我觉得这不仅是个称呼上的问题，它是一种温度、一种氛围！显示了这个单位人和人之间和谐、平等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一种团队建设形式。”杜祥琬说，“我第一次与邓稼先的近距离接触就是氢弹原理试验。”

　　氢弹的物理反应有几个阶段，比原子弹更复杂。我们小组的任务是核试验诊断理论计算，就是通过核试验的测量数据，判断里面发生的是不是氢弹爆炸。这就涉及一系列物理量的测试项目。

　　全当量氢弹爆炸威力大，需要高空爆炸，为了保险起见，理论部决定先做一次低当量的氢弹原理试验，为爆炸试验人员提供可参考的测量与判断依据——什么量程范围算成功。

　　突破氢弹原理时，整个理论部的人，没有谁具体知道氢弹的结构和原理，以邓稼先等为代表的当时的领导就采取学术民主的方式。年龄大的四五十岁，年轻的二十来岁，大家坐一屋子，不论年龄、职务、资历，谁有什么想法就直接上台说，因而当时叫“鸣放会”，允许大鸣大放。这样一来，大家积极性都很高，你来我往，几十种想法就出来了。大家提出的想法经过分析，最后归纳了四个有可能成功的方案，由于敏带领一些人去计算。

　　杜祥琬与于敏（左）

　　“我们常看到于敏一副眉头紧锁的样子，是因为他一直在绞尽脑汁地思考问题，为此还睡不着觉，要靠吃安眠药，有时要吃两片。

　　老于和老邓一边研究思考，一边写成讲义给大家讲课。经过计算，最后判断其中一种可行，老于就给老邓打电话‘我们抓到牛鼻子了！’当时大家的压力都很大，老邓一听就意会了、高兴了，氢弹的研究就是这么来的。”

　　当晚老邓开心地喝醉了酒，他长期承受着巨大压力

　　1966年12月，杜祥琬等三人按照邓稼先的安排从上海去新疆交数据。当时，从上海到新疆没有客机可坐，需要坐绿皮火车。正值文革时期，火车走到宿迁时被强行停下来耽搁了两天，他们再坐火车去都来不及了。碰巧，当时的副院长朱光亚要坐专机到试验基地去，就让他们搭乘自己的专机，他们才及时赶去了基地。

　　在基地，他们住和工作都在一个帐篷里，里面是铺着木板、上面放上帆布的大通铺，晚上他们在大通铺上睡觉，白天就在上面工作，利用实验前的时间再一次复算理论计算的结果。

　　没有计算机，他们只能用计算尺、手摇机，一秒钟大概算几次。

　　临近试验的最后几天，他们搬进试验场附近由解放军搭建的帐篷，一个帐篷三个上下铺，住六个人，夜里很冷，需要生起一个小煤炉子。

　　“在那里，不管领导还是我们计算数据的，大家一心一意就是想让试验成功。”杜祥琬说。

　　氢弹爆炸仅凭外观无法判断是否成功。凭靠氢弹爆炸涉及的两个速报项目的测量数据，试验一结束，他们就确切得出了成功的结论。氢弹原理试验成功，意味着半年后全当量的氢弹爆炸试验就很有把握了，于敏马上向上级做了汇报，说那就是氢弹爆炸。

　　杜祥琬与朱光亚（左）

　　“中国掌握氢弹技术的实际开端应该是1966年12月28号——氢弹原理试验成功的时间，但这又不能公开说，朱光亚琢磨了半天，在报告里写了一句话‘中国进行了一次新的核试验’，周总理同意了。”杜祥琬说，“当晚老邓开心地喝醉了酒，他长期承受着巨大压力。”

　　第二天开了简单的庆功会之后，他们就在现场开始讨论下一步的全当量核试验应该怎么做。回到北京后，整个理论部的人都跑到食堂会议室去开会，大家都希望赶在法国人前面做成氢弹试验。

　　贴到院门口地上的号外

　　核武器的中国道路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用时最短，一个是花钱最少。但关于研制费用，许多老百姓也有误解。

　　“有一次，我去一个宾馆参加核数据大会，吃饭的时候，旁边一位参加其他会议的女士一听我们是跟核有关的，立即抱怨说‘都是你们搞核试验，把国家的钱都花了。’

　　得知对方是上海人之后，我告诉她：

　　你知不知道宝钢花了多少钱？我们研制核武器花的钱还没有宝钢多，只用了美国2%的研制费用。”

　　“氢弹全当量试验我们没有在现场，有的老百姓不知道怎么私下得知了我们这个院子就是干这个工作的，氢弹爆炸当天，有人把人民日报套红的号外贴到我们院门口的地上。”谈起这个发生在几十年前的情景，杜祥琬依然兴奋地笑出了声。为了符合保密要求，两弹功臣们致力奉献，平常什么也不能说，但感受到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功臣们的内心也是欣慰的。

　　一生做一件事，像挖井一样

　　杜祥琬一生的研究涉及天文、数学、核物理、激光、能源研究等多个领域。被问及感受时，他说：“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就做一件事，他就会像挖井一样，可以做得更深一点。我每次并不想转领域，但国家需要的事，我觉得有意义，就去做了。我所参与的863计划看似离开了核去搞激光，实际上仍然没有离开核的背景，或者某种程度上还是为了核。”

　　“有很多的院士是在国外进修学习过的，国外给他们很好的工作条件，但他们坚持要回国。

　　美国人曾开玩笑说我们都有一个‘M’，他们爱的是 MONEY(钱)，但我们爱的是 MOTHER(母亲)和MOTHERLAND(祖国)。

　　其实我们也不是不懂得钱的重要，我们的国家也要富裕起来，这正需要我们去为祖国而努力。”

　　1959年，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动手训练课程：电焊

　　作为一名科技领域的老前辈，杜祥琬院士在采访的最后寄语青年人：要树立崇高的理想来引导自己的一生，理想可以出动力、出精神、出素质，使你的胸怀宽阔，开创美好的未来。(中国核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