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7点半，年近90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周永茂，准时出现在中国中原对外工程有限公司的办公楼。在食堂吃过早饭后，他回到办公室开启新一天的工作。

　　1956年周永茂在莫斯科留学时期的留影

　　“我是‘自投罗网’”

　　中国中原的年轻人在电梯里遇到这个精瘦矍铄、眼神坚定、面容和蔼的老人时，最初都会感到惊讶，有的甚至激动地回去告诉家人：“我们单位有一个特别老的‘同事’！”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他就是周永茂院士，“周院士天天按时来上班，咱们年轻人不能输啊！”

　　周永茂是核工业功勋奖章获得者之一，长期在反应堆工程和科技第一线从事设计、研究和建设工作，也领导了民用微堆的开发、利用。1995年当选院士时，周永茂64岁。他选择继续坚守在科研第一线，只为了能再尽一份力量，把当时国内鲜有人知却关乎国人生命健康的硼中子治癌（BNCT）技术推进下去。让周永茂魂牵梦萦的BNCT是国际最先进的癌症治疗手段之一。“我是‘自投罗网’。我就想用核技术攻克癌症这一当今医学难题，让老百姓的健康更有保障。”

　　周永茂在做实验

　　“面临险境时，人民需要的不是专家，而是一个能上战场的士兵”

　　周永茂出生于浙江镇海，童年经历过租界生活与日伪统治，也经历过抗日战争。“我家住上海法租界的时候，冬天早上一出门，就能看到街上有冻死的穷苦人。”他亲眼见过、也体会过老百姓的疾苦，从小就想为国家、老百姓做点事情。

　　周永茂在南洋中学学习期间，学校的一位老校友、共产党早期党员吴亮平来做过一次报告。那时上海解放不久，说到如何建设新中国，吴亮平说：“为人民服务一要有本领，二要全心全意。”其他的报告内容周永茂已经记不清了，但这句话成为了他此生的座右铭。他不断积累、磨练着自己的本领，立志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1年，上海高校恢复４年制正规学制，周永茂考取了被称为“工程师摇篮”的上海交通大学，进入机械制造系。周永茂说，选择学机械，就是想贡献自己的力量，让国家的制造业强大起来：“在租界，我看着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在日伪时期，我尝过亡国奴的滋味，经历过日本的飞机、大炮对上海的狂轰滥炸。我希望祖国能造出坦克、飞机、大炮，让国家强大起来，不再被欺辱、被侵略。”

　　工程制图是上海交大的必修课

　　周永茂在上海交大读书时，时任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来做过一次报告。她讲到治理淮河期间的一次巡视，她走到堤岸边突然发现堤坝开裂漏水，若不立即处理，有造成决堤的可能。“她是一个看起来有些瘦弱的女士，但面对紧急情况，竟然跳进水中，一面用瘦弱的身躯堵住裂缝，一面催促岸上的人赶紧派人前来处理。”周永茂对钱正英的报告印象深刻，钱正英那次在决堤的水中守了近8个小时，直到危机解除。“在面临险境时，人民需要的不是专家，不是首长，而是一个能上战场的士兵。”钱正英坚定的话语，加深了周永茂对家国责任的理解。

　　钱三强说，你们要做高转速轴承，“这么高的技术我没搞过”

　　大学毕业时填写志愿，周永茂郑重地写下：服从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恰在此时，苏联成功建设世界上第一个原子能发电站的消息传到中国。威力无穷的原子能还可以造福人类，周永茂感到非常振奋。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新中国原子能事业建设大军中的一员。

　　1955年，中国的原子能工业开始起步，钱三强奉周恩来总理指示，到全国高校选择优秀毕业生到核工业工作。在上海交大，钱三强挑选了10名应届毕业生，周永茂是其中之一。虽然十分希望到机器轰鸣的工厂去实现制造“工业母机”的理想，但他也感到很荣幸，祖国的原子能事业选择了自己。

　　来到二机部和中科院共属的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前身）后，周永茂和其他来自上海交大机械系的同学一样，心中隐隐忐忑，不知道自己学的机械制造专业，能否胜任核物理研究工作。所长钱三强似乎看穿了他们的心思，与他们进行了一次谈话。

　　“钱三强开门见山地告诉我们，机械专业在国家核武器研制中非常有用，因为用来分离铀-235同位素的离心机轴承一分钟要转几万转，但当时中国没有能承受这么高转速的轴承。‘靠谁做？靠你们这些学机械的大学生。我是搞基础物理的，这么高的技术没搞过。’”钱三强的话不仅打消了周永茂的顾虑，也让他更感自豪。

　　莫斯科是他梦想起飞的地方

　　1956年秋天，周永茂被中科院和二机部选中，成为留苏进修核工程专业的40名学员之一，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专列。

　　一年的课程安排非常紧凑。在语言不通、专业不符的情况下，周永茂在核动力装置专修班一共修完热传导学、物质结构学、中子物理学与堆物理计算等10门课程。

　　采访中，周永茂对莫斯科那段紧张的学习生活表现出深深的怀念。他说，那里是他梦想起飞的地方。“莫斯科留学给予我最大的收获是人生目标的确立，从那时起我就认定，这一生就是搞‘原子能’这个东西了。既然要搞，就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一定要做出成绩。”

　　“我全身的热血都在沸腾，拼命鼓掌”

　　一年365天，除了寒假受学院委派，参加了一次世界青年联欢节外，周永茂一次都没有离开过学校。他学习非常刻苦。他就读的动力学院离苏联著名的国立莫斯科鲍曼技术学院不远，乘两站有轨电车就可以到达。鲍曼技术学院是俄罗斯最古老且成就最高的科技大学，其地位类似于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周永茂非常想去看看，但这个愿望直到离开莫斯科都没实现。

　　1957年，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苏联，专程去莫斯科大学看望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我们看到毛主席向我们挥手致意，声音洪亮而亲切地对我们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全身的热血都在沸腾，拼命地鼓掌。”60多年过去了，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周永茂仍心潮澎湃。

　　“核技术破解了很多难解之谜”

　　从核潜艇起步，周永茂一路参与了核动力研究堆、重水堆等的研发工作。上世纪80年代，他又参与到核工业的二次创业，推动核能“走出去”。871工程期间，远在阿尔及利亚的周永茂收到了国内的来信，他的母亲因患癌症离世。为了尽快实现祖国的核能出口，远在海外的周永茂错过了与母亲最后相见的时机。他将亲人离世的悲痛深藏，全身心地投入核工业建设的使命中去。而母亲罹患癌症去世，也是正是他后期投身核技术应用研究领域的诱因之一。

　　在871工程反应堆主厂房前的留影

　　“你知道核技术可以用来破案吗？核技术在国计民生中的应用范围很可能超出你的想象。”说起核技术应用，周永茂的眼神里永远闪着光，有趣的知识一个接一个抛来，“只要有一小缕头发或者一点点皮肤碎屑，利用微堆的中子活化分析，我们就可以分析出你身体里含有哪些有毒元素、营养元素和比较稳定的中间元素。这在历史上曾破解过牛顿、拿破仑和肯尼迪的死亡疑案，光绪是不是被毒死也是由我国微堆给出肯定的科学结论。

　　核技术检出地方病

　　周永茂告诉记者，在现代社会，微堆不仅可以通过中子活化分析帮助公安部门侦破案件，在监测、发现地方病、疑难病，以及探究病因等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周永茂的老伴是小儿科医生，曾经参与核工业401医院到舟山渔民那儿搞过一次儿童病的检测。因为收费不多，每人20元钱，几百个渔民抱着小孩排队等待。他们只需把孩子的头发剪下一点带回北京，拿到反应堆化验，几天时间就把几百个化验都做完了，发现当地孩子缺锌。家长们对症下药，给孩子们服用补锌剂，果然解决了孩子们咬指头、啃指甲的问题。

　　此外，微堆在医疗保健方面也具有很大潜能。“血管里的斑块是造成血栓，引起冠心病、心绞痛等疾病的原因。利用中子俘获技术可以通过把硼元素打到斑块上来把斑块消除，从而清除淤积。”周永茂对此如数家珍，“同样利用中子照射，还可以用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消除器官移植后的排异反应……有很多可以应用的潜在场景。”

　　“中子俘获疗法，在中国的进展不尽如人意”

　　60多年前刚加入原子能所时，钱三强组织大家看了电影《居里夫人》。影片里居里夫人为了提炼镭，皮肤被灼伤，居里先生跟居里夫人说，既然射线能把好的皮肤辐射烂，那反过来，也一定会把癌烂的皮肤辐射好。“放射性物质能致癌亦能治癌”，这是周永茂对于核技术治癌最初的启蒙。

　　周永茂（前）

　　“国际上每隔十年，中子技术的应用都会有一次从科研到生产力的转变飞跃。”周永茂始终关注着国际上研究堆的发展方向：上世纪50年代，中子应用在放射性同位素的生产上；上世纪60年代是辐照；上世纪70年代是中子活化分析；上世纪80年代是单晶硅嬗变掺杂；上世纪90年代就是中子俘获疗法。但作为交叉学科，推进中子俘获疗法需要多方协同，在中国至今进展不尽如人意。每每提及此，周永茂都会有些着急：“在西方国家，这项科研发展很快，美、欧、日等国共有十多座研究堆为百姓治疗。与我们同时起步的台湾在2008年到2010年3年的时间内，就有10位头与颈部癌症患者接受了中子俘获疗法，走在大陆前面。”

　　“这正是中国奋起直追的窗口期”

　　2010年，周永茂牵头开发出我国大陆首台也是迄今唯一一台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医院中子照射器。2014年，我国首例黑色素瘤病患的硼中子俘获疗法临床试治研究在医院中子照射器上成功获得实施，达到预期验证目标，填补了核行业里这个课题的空白。直至目前，医院中子照射器共接受了3例黑色素瘤病患7次临床照射，积累了首批可贵的硼浓度在癌组织、正常细胞与血液内随时间分布的资料。

　　过去多年，中国大陆的中子俘获疗法与国际差距甚为明显“这正是中国BNCT奋起直追的窗口期。”周永茂说，“中国大陆只有我们一个自发的多家联合团队在做这项科研，亟需国家的相关发展计划、临床项目与资金支持。”

　　一家四口住在64平米的老楼，却把20万港币悉数投入科研

　　2000年，周永茂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丝毫没有犹豫，将20万港币的奖金悉数投入科研。而那时，他们一家四口住在一个64平米的老住宅楼的六层，年近70岁的老两口上下楼非常不方便。“别人说我得的奖金，当时足够在北京找个不错的小区买一套大三居的房子。但那正是硼中子俘获治癌研究资金紧缺的时候。”周永茂说，那次没换成房子，他知道家里人有些遗憾，但更多的还是理解与支持。“尤其是我的妻子，这么多年，工作上的事，一直是无条件地支持我。”

　　周永茂的妻子陶碧玉最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当医生，1958年两人结婚，一年后，她离开自己熟悉的繁华上海，离开自己喜欢的工作环境，随丈夫一起调到了初建的中国原子城职工医院。

　　拿着20倍的放大镜读科研资料

　　生活中，周永茂是一个温情而随和的长者。闲暇时，他会和老伴儿手挽着手在小区里散步，两位年近90岁的老人互相依偎着忆往昔岁月，也笑看云卷云舒。

　　“现在我眼睛不太行了，这样面对面坐着，其实只能看到你的轮廓，看不清你的具体样貌。”周永茂的助手崇奕峥每天把院士需要的文件用三号字打好，看的时候，周永茂总是拿着一个20倍的放大镜，凑近了一点点细看。

　　周永茂和妻子

　　“你要坚持下去，不然这项科研会有断档的危险”

　　崇奕峥说，每次自己去外地出差，周永茂都会提前查好当地的天气预报，提醒他带好合适的衣物、注意保暖或防暑。崇奕峥说，在周院士身上，爱国主义、科学家精神都有了具象的内涵。“他像一个火把，坚守着核技术治癌事业，并用这份热情与执着带动着一个个身边人。”

　　周永茂说，研制医院中子照射器的过程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有一次彭士禄见到我后很关心地问：‘小伙子，你的专项搞得怎么样了？’赵仁恺去世前我去看望他，他叮嘱说：‘你要坚持下去，不然，这项科研，会有断档的危险！’”

　　周永茂说起一路走来的坎坷更多是一笔带过的，当初与他并肩作战、推进BNCT临床试治的战友们有的已经离世，而他正带着老友的嘱托，坚定地走下去。

　　（中国核工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