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17日，邓稼先在病房里佩戴上刚刚获得的“全国劳动模范奖章”，后面为其夫人许鹿希

　　他是我国核武器研制与发展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是两弹元勋、核工业功勋，但在家人眼中他有怎样的“人设”？笔者最近采访了邓稼先的妻侄、九三学社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许进先生。希望通过一些细节，还原邓稼先这位伟大科学家的鲜活形象。

　　美学家父亲的嘱托

　　“我的姑父邓稼先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国学底蕴很深厚，在国家贫穷落后、遭人欺辱的背景下，他最终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许进感叹地说。在他的情感里，邓稼先是伟大的核科学家，但更是一张桌子上吃饭闲聊的家人。

　　正如许进所言，邓稼先的祖上多出文界名人，其六世祖邓石如是清代金石名家、文坛泰斗，其父亲邓以蛰是与宗白华齐名的美学家，时称“南宗北邓”，曾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

　　家学如此，为何邓稼先却弃文从理？

　　“邓稼先曾生活在殖民地的环境下，亲历过亡国奴的屈辱和痛苦。”许进说，“北平沦陷后，清华、北大南迁昆明，邓稼先的父亲身患肺病，无法旅途颠簸，全家就滞留在北平。”

　　每当日本侵略者占领一个中国城市，他们就逼迫北平的百姓拿着日旗上街庆贺，13岁的少年邓稼先胸中怒火滚涌，当众把一面日旗撕得粉粹并狠踩脚下……一颗“中国心”迅猛滋长！

　　人心惶惶的亡城，危机四伏的空气，邓稼先就读中学的校长、邓以蛰的好朋友提醒他邓稼先可能已被周围的汉奸盯上，要尽快将其送出去避祸。

　　1940年5月，正读高二的邓稼先由其大姐邓仲先带领着开始了辗转曲折的逃亡之路。

　　“他们从北平到天津，从天津坐船到上海，从上海又坐船经香港到越南登陆后，先到昆明，后到四川江津，进入邓稼先叔叔任校长的国立中学就读，并在那儿考入西南联大。”许进说。

　　临行前，邓父嘱托：“稼儿，以后你一定要学科学，不要像我这样，不要学文，学科学对国家有用。”话语中透露出一位爱国美学家的深深无奈。也正是这句话，改变了邓稼先的一生。

　　天资聪颖的“娃娃博士”

　　许进从邓仲先那里听过几件小事，儿时的邓稼先很活泼，甚至有点淘气，有一年冬天，他跟同学到北海玩，竟然跳到冰窟窿里，幸亏一个路人看到，及时把未来的“两弹元勋”救上岸，否则不堪设想。

　　邓稼先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邓仲先等了很晚也不见弟弟放学回家，找到学校才知道，弟弟把学校教室的窗玻璃砸烂，被老师扣押了，邓仲先赔了玻璃钱，老师才放邓稼先回家。

　　“从小时候的调皮、活跃就可以看出他不是个思想呆板的人，不然他也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科学成就。”许进说。

　　1941年，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利用所有珍贵的时间抓紧学习，期间时有日军空袭，躲进防空洞的邓稼先就和杨振宁拿着英汉字典相互考答。1948年10月，他考入美国普渡大学研究生院。1950年8月，他去美国22个月后就取得博士学位，只有26岁，被人称作“娃娃博士”。导师看中他的才华，想推荐他到英国再深造两年。当时，能够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也是十分难得的人才，拥有光明的学术前景和优越的生活条件。但他盼望的是早日回国，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邓稼先与百余名爱国青年一道乘船回国，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之中。8年后，他又放弃了颇有成绩的科学研究，投身荒漠，为祖国研制核武器。

　　“福将”双解

　　有一次邓稼先对许进说：“同事都说我是福将。我是甲子年出生的，甲是天干之首，子是地支之首，所以我福将。”当时，许进完全不知道姑父所说的这段话的背景。1986年邓稼先逝世后，许进才从一些报道中获得“福将”的正解：在国家32次核试验中，邓稼先在现场亲自主持了15次，凡是他做出的重大决策无一失误，因而被同事们称为“福将”。

　　“有谁知道在‘福将’的背后，姑父付出了多少心血？”作为亲属，许进心疼地说，“承担了核武器研制之后，姑父就变成了个寡言少语的人，有时候家人跟他说话，他只是在旁边笑笑，听听，很少跟我们对话……核试验起爆之前，技术负责人要签字负责。姑父每次签字后，都会有一小段时间浑身冰凉。他曾开玩笑说，签字以后，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

　　一次空投氢弹试验失败后，邓稼先想立即去爆心查看原因，有人想替他去，邓稼先说：“你们谁也不要去，这是我做的，我知道。你们去了也是白受污染。”他最了解进入爆炸核心300米半径范围内的危险性和对于身体的伤害，但仍奋不顾身地走入那片死亡之地。为了研制核武器，国家倾囊投入，如果实验失败，将给国家带来重大经济损失。作为核武器研制的理论负责人，邓稼先把国家的事业和财产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重要。

　　能“享”“受”的人

　　后人津津乐道邓稼先那些生活“段子”：看戏从不提前买票，也不到售票窗口等退票，而是在附近“物色”那些看起来真想转让戏票的人，屡屡成功；一套衣服一穿很多年，但始终干净、整齐，从不因为工作繁忙而在服装上显示出“没时间收拾”的样子；带着一家子去下馆子，要排队，看着哪一桌子快吃完了，就赶紧过去站在旁边盯着等……这样普通人的生活场景，今天的我们依然是熟悉的。

　　“他喜欢看电影、听京剧、爱下馆子、抽烟、喝酒，普通人的生活爱好他都有，是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只是他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上了，没有多少时间享受那些。他到北京几乎都是为了出差，一般是工作做出成绩了需要回北京向领导汇报。有时回来旋即就走，有时需要等领导批示，可能会多待一点儿时间。在这难得的时间里，在周末他通常一大早就先去王府井的外文书店去买科研需要的资料书，然后去饭馆或去附近我祖父家吃午饭，有时还去北大看望一下他的父母……他就是个普通的人，有许多普通人的嗜好，他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舍弃那些个人嗜好。”许进说。

　　热爱生活的邓稼先在打乒乓球

　　邓稼先能“享”于生活，对于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也很能“受”。

　　长期工作在强辐射环境中的邓稼先，在那次氢弹试验意外事故后病倒了。他开始便血，情况越来越严重。当时，他正在与团队通过大量的核试验不断地完善核武器的研制。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顾不得去医院检查身体。

　　1985年8月初，邓稼先到北京向张爱萍将军等中央领导汇报工作。张将军发现他气色不好，命令他马上到医院检查身体。就这样，在身体状况糟糕了6年后，他才走进医院。医生检查的结果是中晚期直肠癌。医生生气地说，你怎么拖到现在才来？你的家属来了吗？你今天不能走了。

　　“姑父查出直肠癌晚期，为了防止扩散，医生把他肛门周围的淋巴结全部切除，每次坐的时候，要坐在医院给他配的一个小橡皮圈上，但坐一会就疼痛不已，到后来，他不仅是坐不下来，疼痛使他每天都要注射杜冷丁，再后来每个小时都要注射一次。其中的痛苦难以想象……”许进说。

　　这一时期的邓稼先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更加紧忙于一项重要工作——起草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他忍着手术后的疼痛查阅了大量的书籍材料，经常约同事们来病房商量问题。当时，美苏英三个核大国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只需通过计算机模拟核试验就能取得所需的试验数据，不需要再进行空中或地下核爆试验。而我国的核武器研究事业正处于十分关键的阶段，一旦受干扰就会迟滞，甚至功亏一篑。邓稼先判断他们有可能提出在全世界范围内禁止核试验，以限制中国的核武器发展，他十分焦急。

　　“1986年春节前后，邓稼先短暂出院，出院那天他约了同事到家里商量，令那位同事惊讶和感动的是，他从公交车下车后看到邓稼先从另一个公交车门下来了，他本可以坐专车，何况还重症在身。他出行经常骑着自己的飞鸽牌自行车，后来年纪大了就坐公交车，‘公家’的专车他一生都很少坐。”许进说。

　　邓稼先用虚弱的生命余光给祖国写出了一份“万金家书”，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采纳了此项建议。1996年7月29日，邓稼先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在成功进行了第45次核试验后，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当时，中国已具备在实验室模拟核爆炸试验条件。一个多月后，联合国批准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邓稼先起草的建议书对于中国今天的国际核地位十分重要。

　　“操心”的高考家长

　　对于国家，他是功勋，对于家人，他是个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亲人。

　　“我姑父的人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光辉灿烂：国家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他，他也为国家奉献了终身，出色地完成任务；另一部分，其个人生活上则有很多遗憾：作为丈夫和父亲，他没能有那么多时间照顾家庭和陪伴子女。所以，作为一个亲属，我觉得他这个人在事业上是可‘歌’的，在个人生活上是可‘泣’的，但他的家人对他的事业也理解。”许进说。

　　邓稼先以身许国，难以顾家，但他也深爱自己的儿女。在宝贵的休息时间和力所能及的事情上，他也像普通的父亲一样为儿女的前途“操心”。

　　“我表姐15岁就到内蒙古乌拉特前旗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劳动了，那里条件很艰苦，全县就一个饭馆，在火车站旁边。我姑父非常惦记女儿，有一次他出差，故意‘经过’那里，看望我表姐，给她带了好多罐头之类吃的东西……1977年恢复高考，我表姐去兵团时初中都没毕业，她的知识基础离高考要求差得还很远，我表哥在京读了高中，那时正赶上姑父来北京出差，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每天晚上，姑父都给他俩补习功课，后来他俩都考上了大学。”许进说。

　　一些遗憾

　　“以后，我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件事情如果做好了，我这一辈子就值了。” 这是1958年8月的一天晚上，邓稼先说给妻子许鹿希的话。但过早离世的他并非没有遗憾，他的事业并没有亲自完成，学术著作也未及动笔。

　　“姑父说过的两句话对我触动最大，一是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但工作目标要奔世界先进水平。二是他临终前对我姑姑说，如果有来生，我还选择中国，我还选择核事业，我还选择你。这是他对于自己一生的概括和总结。他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的太远’。这是他一生的奋斗目标，也是对于一代又一代青年的瞩望。”许进说。(中国核工业)